后疫情时期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趋势、挑战与机会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常态化，经济逐步有序复苏。放眼全球，虽然疫苗已经面世，疫情有望得到控制，但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仍坚定不移推进改革与开放，随着金融领域开放政策陆续落地，中国也正在进一步融入全球金融市场。

在此背景下，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于2月4日围绕“后疫情时期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趋势、挑战与机会”专题展开中外对话与交流。

会上，GAMF理事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与黑石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苏世民展开高峰对话。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和经济学教授魏尚进、贝莱德智库亚太区首席投资策略师Ben Powell、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Bert Hofman、摩根资产管理多资产解决方案部全球策略师Patrik Schowitz做主题发言。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和GAMF执委会主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对发言进行点评。GAMF组委会执委、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和景顺亚洲（日本除外）机构业务总监孙海峰参与讨论。会议由清华大学薛澜与招银理财范华主持。

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前景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疫苗是决定全球经济形势的主要因素。黑石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苏世民表示，目前最值得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疫苗研发的进展。全球的经济前景实际上取决于优质疫苗的生产和接种速度。他认为，不会迟于2021年第四季度，甚至更快，民众会接种疫苗，走出家门，经济会出现爆发式增长。他对经济恢复表示乐观，原因是民众一旦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情况就会好转，最终各国会开放边境，虽然开放的速度可能会比预期慢，但全球将在2022年迎来“新的世界”。GAMF理事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认为，下一步最重要的还是疫苗要起作用，让70%以上的人产生抗体，拥有抵抗力后，可以使得传染病的传播率降到1%以下，疫情就会收敛。同时，只有在绝大部分国家都出现这种状态后，才能真正地使得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但如果病毒发生变异，现有的疫苗不管用了，我们会碰到一个疫情和我们长期共存的局面。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表示，2021年的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苗的可靠性以及疫苗接种的速度和规模。一方面要关注疫苗的可靠性是否能跟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另一方面要关注疫苗接种的速度和规模。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疫情的控制可能都会面临严峻的挑战。

关于全球经济复苏的非均衡态势，GAMF执委会主席、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表示，新兴市场疫苗的普及会慢于发达国家，因此新兴市场的复苏可能要慢于发达国家。此外，为了应对疫情冲击，新兴经济体已经积累了大量债务。未来如果发达国家经济恢复较好后，其货币政策就会走向正常化，这时发达国家可能会把资金从新兴市场转移出来，而这个时候新兴市场经济总体态势还未开始复苏，同时承担很多债务，再有资金流出，对新兴市场影响会非常大，这是一个潜在的风险。

在民粹主义兴起之前，西方国家长期遵循传统经济学理念，追求自由经济、效率最大化、维持财政可持续性，以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全球产业布局。其结果之一是，大多数人能够以低成本获取生活用品。而当前，全球化形成的去通胀能力或将消退。朱隽认为，经过民粹主义和去全球化后，国家经济治理从重视效率转向了更加重视就业和公平，各国对本国创造就业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低物价的重视程度，各国政府将扩大财政支出，力促就业岗位回流。此前几十年通过全球化高效生产形成的去通胀的力量将减退，在今后的十年或二十年中，也许会转变为再通胀的力量。

全球金融市场表现

对于全球金融市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美元将继续走弱，全球主要央行将继续把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使得高风险资产价格得到支撑，但同时要警惕政策刺激退出和退出预期导致的市场情绪波动的市场动荡。

关于未来美元走势，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表示，美国2020年放出来的天量流动性对全球资本市场将带来非常深刻和长远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是使美元进入结构性贬值的通道，而应对疫情较好的国家的货币进入结构性升值的通道。放眼全球，如果美元贬值，人民币必将升值，并成为帮助全世界货币体系再平衡的主要货币之一。欧元兑美元也有升值的空间，但相对来说空间较小；日元兑美元可能也有一定的升值空间，但其升值空间更小。其他的小货币的波动对全球货币体系再平衡意义不大。摩根资产管理多资产解决方案部全球策略师Patrik Schowitz表示，在全球同步复苏的时期，美元受挫，且美国的实际利率保持低位。然而，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和G10国家货币已经贬值很多，未来可能更多是对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尤其是那些真正需要发展的地区，如拉美、欧洲和非洲的新兴市场货币，而非亚洲新兴市场货币或人民币。

关于全球主要央行是否将维持低利率环境，贝莱德智库亚太区首席投资策略师Ben Powell表示，在世界慢慢的赶上中国步伐并重启的过程中，中国会更加快速地复苏。即使目前有潜在的复苏迹象和疫情暂时缓解的状态，美国的利率和西方国家的利率仍将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这不仅是央行所说的短期利率，而是要一直维持这样的利率曲线，因为这是各国央行所希望的。他认为，这种全球经济重启以及保持在非常低水平的利率将为风险资产提供良好环境。

关于全球资产价格回调风险，GAMF组委会执委、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目前全球的资产价格反弹主要求流动性驱动。当前的全球经济重启取决于疫情的控制和疫苗接种，这具有一定的不可控因素。如果疫情控制和经济重启的进度不如预期，将导致市场风险偏好逆转，资产价格可能出现大的调整。而未来即便在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如期重启的基准情形下，金融市场也可能会面临以下两个挑战：一是即便经济有较大幅度的反弹，由于全球大放水，政府和公司部门的杠杆都有大幅度上升，全球可能会面临一个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环境。二是经济反弹后，在宏观政策退出过程中，如何防范资产泡沫被刺破的风险，将是金融市场面临的一大挑战。

未来中美关系走向

中美关系一直是牵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重大问题。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主基调可能转为理性竞争与合作。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双方可以在气候变化、医疗等领域展开合作。

一方面，中美双边贸易赤字可能继续扩大。哥伦比亚大学金融和经济学教授魏尚进表示，由于疫情的非对称复苏，中国在经济恢复上领先于美国，中国有能力生产其他国家所需的货品，这将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增加和美国贸易赤字上升。此外，美国双边贸易逆差或中国双边贸易顺差增长可能也与两国的刺激政策的侧重点不同有关。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疫情救助计划重点是增加收入和促进消费，而中国的救助计划则侧重于促进生产，这将造成中国顺差增加和美国逆差增加。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也存在合作的空间，双边关系预计将趋于稳定。苏世民表示，拜登政府非常有经验，且会是一个井然有序、协调良好的政府，将会做出有逻辑有条理的计划。同时拜登总统本人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惯于和国会以及世界各方进行协调。因此，预计拜登政府将重新建立被前任政府终止或损伤的关系，并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形成中国既可以是竞争对手，也可以是合作伙伴，在互利的领域一起做事的共识。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预防恐怖主义及医疗保健领域等这类各国需要合作的全球性问题上会有一定拓展。

景顺亚洲（日本除外）机构业务总监孙海峰表示，根据景顺对机构投资者的调研，超过半数的机构投资者对中美关系的走向相对乐观，目前大概只有10%左右的机构投资者认为，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中美关系会更加恶化。

魏尚进认为，《巴黎气候协定》是一个里程碑，虽然它存在一定的缺陷，但这也意味着对世界来说和对中美双边关系来说仍然存在潜力。未来中美两国及世界各国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这可能会改善中美双边关系，甚至让整个世界受益：一是绿色消费税和绿色关税；二是对发展中国家绿色的金融和技术援助；三是绿色产业政策。

新形势下中国的应对之策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中国要坚定地“做好自己的事”，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稳妥推进金融开放，防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

第一， 中国经济在全球表现亮眼，但中长期增速可能放缓。Patrik Schowitz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反弹非常强劲，超过了疫情发生之前的水平。政策层面的逐步收紧，政策的刺激作用开始逐渐减弱稍微抵消了一部分反弹。近期，中国的数据出现了疲软迹象，可以看到政策收紧的速度有所放缓。

第二， 内部需求在未来将发挥更大作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Bert Hofman认为，由于中国内部供应链扩张，目前中国总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即贸易依存度正在正常化。而根据鲍默效应，中国内需将在未来占更大的比重。此外，内部供应链的扩张也使得中国出口的性质发生改变，中国出口贸易正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不过，虽然从供应链方面看中国表现不错，但在需求方面尚不理想。对此，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改变户籍制度；二是注重社会安全；三是注重社会保障。此外，中国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看起来发展势头良好。就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而言，中国正在赶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过，就1996年至2018年的累积研发支出而言，中国的研发支出占比仍低于经合组织国家，中国在研发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 金融开放不可贸然推进，需要稳扎稳打。楼继伟强调，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资本项下进一步开放和金融双向开放是一个新的契机，但不是资本项下完全开放，也不是越开放越好。如果国内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市场结构越来越完善，能够经受冲击，能够接受国际投资人提供的合适的产品，中国的经济逐步地强大，那时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可能好处会大于劣处。黄海洲认为，从改革开放来看，“双循环”经济发展需要“双资本”改革开放，“双资本”是资本项下的开放和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如果资本项下开放不够，中国跟国际循环之间的互通可能不够；如果国内的资本市场不够大、不够强、不够厚，没有足够的对冲工具，那么大量看好人民币资产，看好人民币汇率的外部资金进来之后，可能会形成热钱，很快地推高我国股指和汇率，赚快钱之后也可能很快地离开撤资，这种热钱现象对经济不是好事。白重恩提出，谈到资本账户开放，尤其是“双资本”改革，资本项下和资本市场改革节奏的配合非常重要。虽然部分学者认为中国体量大，热钱问题对中国影响可能不会很大。但事实上是中国经济的体量大，中国资本市场的体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热钱影响的是资本市场。例如目前华尔街有近3万亿人民币资金在寻求投资去向，如果这3万亿人民币进入中国市场，而美国货币政策改变的时候，这3万亿又同时出去，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冲击将会巨大。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度是否能应对这样的大进大出还需谨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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