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宪：当前全球经济前景喜忧参半，需关注经济结构性因素影响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上海苏河湾大会于10月21—22日在上海市静安区隆重召开。本次大会以“金融助力经济复苏与全球合作”为主题，广泛邀请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主权财富基金、国际与国内代表性金融机构和知名学者，围绕全球经济金融领域各方共同关心的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希望在当前复杂环境下持续增进国际间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IFF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祝宪在主题论坛“全球经济复苏的挑战与应对”发表主题演讲。
祝宪表示，与年初的分析相比，当前全球经济大范围衰退风险有所减少，软着陆可能性加大，亚洲区域总体恢复良好，但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不够明朗。全球主要发展经济体通货膨胀率总体有所下降，但是仍未达到各国的目标水平，并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影响。大多数国家政府的财政空间缩窄，债务负担严重。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因素加大，经济碎片化有增无减。他指出，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源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全要素生产力稳步提高，是可持续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和发达国家在全要素生产力上的差距加大。目前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包括经济资产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国家颁布的产业政策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我和大家分享和世界经济前景挑战有关的一些观察和观点。
首先，世界经济的恢复情况和面临的挑战是一个重大的题目。目前世界经济还处在疫情后恢复的轨道上，没有完全从下行压力中恢复过来。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经济体反映出了不同的韧性，但比较统一的是服务业方面的恢复程度优于其他的一些传统行业。
从全球经济前景的喜忧的角度，我个人分享几个方面。
第一，与今年年初对全球经济前景的分析相比，目前看，全球经济大范围衰退风险有所减少，软着陆的可能性加大。特别是从区域角度看，亚洲区域总体恢复良好，增长率比其他的区域要高，世界经济增长三分之二来自亚洲经济体的增长，这是可喜的成绩。
从忧的角度来说，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够明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今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只有3%，明年为2.9%，低于2000—2019年的平均数3.8%。
第二，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总体有所下降，但是仍未达到各国希望的水平，并受到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近期地缘政治、地区冲突和气候变化的原因，使得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石油和粮食价格出现了历史上比较罕见的波动。
第三，大多数国家政府的财政空间变窄，债务负担严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低收入国家债务负担增加，借贷成本增加，有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的倾向。
第四，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加大，经济碎片化有增无减，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受本国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区域风险的影响很大，非经济因素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会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对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尤其大。
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包含着很复杂的因素，既包括周期性因素，也包括结构性因素。我的观察是大家现在主要把注意力放在了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因素上，对短期的周期性因素尤其是各国短期政治、民粹主义压力、选民等方面的关注胜于对结构性因素的考量。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要注重短期和周期性，也更加要注重经济中的结构性因素，包括中长期的矛盾和挑战，从而使决策当局下决心解决一些过去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因素，这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强调的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来源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来源于全要素生产力的稳步提高，这也是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根据世行最近关于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专题报告，在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大幅度放缓，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高收入经济体，劳动力人口增长放缓，过去通过教育得到的好处停滞不前，全球价值链缺乏高速增长，特别是三年以来的疫情加重了以上的情况。
另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与发达国家在全要素生产力上的差距加大，以2007—2009年产出为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大概是5：1。如果按照世行专题报告中预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这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拖累以及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不小的一个挑战，应该值得我们大家的注意。
而且，在过去十年中，全球范围内劳动力从低效向高效产业转移的趋势开始受阻，一定程度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贸易增长乏力也影响了这方面的增长，因为出口导向企业效率一般更高一些，如果贸易相较过去增长放缓，出口企业本身劳动生产率增长也会放慢。
最后，自然灾害、冲突和经济危机都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或者增长放缓，恢复和加快增长需要多方面因素来改进政策、做出结构性调整。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经济范围内，也是今天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值得大家注意。
今天的世界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各国政府面临着民粹主义压力、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不少变化，特别是发达国家颁布的产业政策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
过去30年来，西方推行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是减少干预，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这些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也通过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传导到了新兴市场国家。曾几何时，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放松管制，减少干预，让私人企业发挥更多的作用，甚至认为在基础设施上也应该减少政府的支持，由私营部门更多发挥作用，“产业政策”成为十分负面的词汇。比如，这经常成为中美经济对话中美方批评中方的重要口实，认为利用行政干预和不公平干预造成不合理、不公平的竞争。在世界银行的经济研究报告中，因为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产业政策对经济产生的正当、正面的影响一直没能得到公平的认可。
如今，令人意外的是，美国拜登政府却公开宣布美国要施行产业政策，提出美国要施行现代产业和创新战略。虽然“产业政策”被改称为了“产业战略”，但是基本内容没有变化，即政府在特定行业可以给予直接支持，比如清洁能源、半导体等是实施产业政策的重点，这种方式被称为政府直接干预，有利于经济增长以及就业，有助于支持美国在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待产业政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对今后整个世界经济的国际主义和干预而言都会带来不小的影响，值得我们注意。
同时，美国财长耶伦在访华之前就对华经济政策发表了一个讲话，其中提到“寻求确保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安全利益为最优先的政策目标”。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耶伦提到的这种“国家安全利益至上”本不应作为提升美国竞争力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但最近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加剧限制的目的还是要维护美国领跑地位，而不是为了安全利益，包括欧洲发达国家也在跟进。总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更大上升，这对世界经济、对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产业政策实施的历史证明，其有成功，也有很多经验教训，要重视其干预角度、干预力度以及市场关联度和退出机制。成功的产业政策可以让国家经济弯道超车，失败的产业政策也可能使大量的公共资源蒙受重大损失，因此更应该进行理性的看待。
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当中，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世界经济客观上具有不可预测性，政府引导主要应起到战略性作用，有时也不免出现失误，更多还是要依靠产业政策和市场力量的结合，政府和市场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今后经济运行回归正常轨道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施行产业政策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很不一样，产业政策能否在已经高度成熟的经济体成功，仍值得探讨，或者说是风险很大的事情。
